芝麻开花节节高

Maureen

除夕那天护理院的救护车开来接他。救护车还得额外付费，不过没关系。我还介意什么呢？最终他们为Matty花的钱会比我现在支付的多得多。我只付了一晚上的钱，而他们将照顾他的余生。

我想过要不要把Matty的那些东西藏起来，要不他们可能会觉得奇怪，不过他们并不需要知道那些是他的东西。我可能有别的孩子，他们或许会这么想，所以我没去管它们。护理院的人大概是六点来的，两个年轻人用轮椅把他推了出去。他走的时候我不能哭，因为这样会让那两个年轻人觉得不对劲。就他们所知，我第二天早上就会去接他。我只是吻了吻他的头，告诉他要乖乖的，然后一直忍着直到他们离开。然后我不停地哭，哭了有一个小时。他毁了我的生活，可他还是我的儿子。我将再也看不到他了，却甚至没能好好地和他道别。我看了一会儿电视，喝了一两杯雪利酒，因为我知道外面会很冷。

我等公车等了十分钟，然后决定走路去。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会让你没那么容易害怕。我以前做梦都不敢在晚上独自行走，尤其是这样的晚上，到处都是醉鬼，可是又有什么关系？不过当然，我又开始担心起来，如果我被袭击却没被杀死——在垂死边缘却死不了——这样的话我就会被送去医院，他们会查出我是谁，查出Matty，这几个月来的努力便白费了。出院之后我还会欠护理院一大笔钱，我从哪儿去找那么多钱？可是没人袭击我。有几个人祝我新年快乐，仅此而已。其实没有什么好怕的。我记得当时自己想着，直到此时，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夜才发现这一点有些滑稽。我此前的一生都是在恐惧和担忧中度过的。

我从没来过Toppers大厦，只是坐公车经过过一两次。我甚至不敢肯定现在是不是还能上到顶层。不过门是开着的，于是我顺着楼梯一直往上走，一直走到头。我不知道自己之前为什么没想到这点，大家不是随时想跳楼就能跳楼的。当我走到顶楼的时候才意识到他们是不会允许大家这么做的。屋顶周围都围着铁丝网，高高的，顶上还有尖尖的刺——没错，那时我才开始感到慌张。我不高，也不强壮，更不年轻。我没法想象自己要怎么翻过去，而我当晚必须这么做，因为Matty在护理院，因为种种原因。我开始思考其他的可能性，可是看起来都不可行。我不想在自己家里自杀，因为这样我便会被认识的人发现。我想被陌生人发现。我也不想卧轨自杀，因为我看过一档节目，讲那些可怜的司机如何为那些自杀的人而感到难过自责。我没有车，所以不能开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吸入尾气窒息而死。

就在那时，我看到了Martin，坐在屋顶的另一边。我躲在阴影中看着他。看得出他做足了准备：他带着一个梯子，几个钳子，已经成功地翻了过去。他现在正坐在边缘，摇晃着双脚，向下看着，时不时从随身带的酒瓶里喝几口，抽着烟，思考着。我等着他。他抽了一根又一根，我等了又等，直到再也等不下去了。我知道那是他的梯子，可我需要用。反正他也用不上了。

我并没有想要把他推下去。我没那么大力气，也不会想那么做。这样是不对的，要等他自己决定是否该跳下去。我只不过是走过去，从铁丝网的空隙中把手伸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我只是想问他还得等多久。

Martin

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网上搜寻关于自杀的新闻，仅仅是出于好奇。几乎每次法医都会这么说：“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是因为他精神失常。”然后你仔细读读看这个可怜虫的经历——他的老婆和他最好的朋友上床了，他失业了，他的女儿几个月前出车祸去世了——亲爱的法医，你还清醒吗？不好意思，我可没看出他精神失常，我倒觉得他这样做是对的。祸不单行，接二连三的坏事使你再也无力承受，只得找个最近的停车场坐在休旅车中了结自己。这不算过分吧？法医的鉴定应该这样写：“经过对这混乱糟糕的生活的深思熟虑，他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从没在报纸上读到过一个幸福的人自杀。像这样：“曼联前锋，和现任瑞典小姐订婚，不久前取得了一个绝无仅有的成就——同一年内夺得欧冠冠军并当选奥斯卡最佳男演员。他的首部小说版权刚刚被Steven Spielberg购得，版权费未透露。他的俱乐部成员发现他于更衣间自缢。”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报道，不过如果真的有快乐、成功、才华横溢的人自杀，那么人们大可归结于他的精神问题。倒不是说跟瑞典小姐订婚，为曼联效力或者赢得奥斯卡能让你对抑郁免疫——我知道不能。不过这些总是有益的。数据能说明一切。容易自杀的是那些刚离婚的人，或者厌食症患者、失业者、妓女、战争的幸存者、被强奸过的人、失去了心爱的人的人。有许多东西都能压垮你，而它们带来的感觉除了痛苦别无其他。

两年前的Martin Sharp不会大半夜地坐在屋顶边缘的水泥台上，看着距离脚下几百尺的人行道，思考着他头骨碎裂时自己能不能听到那声音。两年前的Martin Sharp是另一个人。那时我还没失去工作，还有妻子，还没和那个15岁的少女上床，没进过监狱。那时我不必向年幼的女儿解释为什么报纸头版会用大大的标题“浑蛋！”配上我醉倒在著名的伦敦夜店门外的照片。（如果我真的跳下去了明天的头条会怎么写？可能是“罪有应得！”或者“Sharp的下场！”）在这些事之前，不得不承认，使我坐在顶楼边缘的理由要少得多。所以别认为我精神失常，因为这感觉真不是那样的。（不过到底“精神的平衡”指的是什么？有科学根据吗？人的精神是不是真的像杆秤一样摇摆不定，精神越失常摇摆地就越厉害？) 想要自杀是我对所发生的一系列不幸的事件所作出的理智且正常的判断。哈，是的，我知道那些心理治疗师自称他们能解决问题，不过正是他们贡献了这个该死的国家一半的问题，不是吗？没有人愿意直面他们的错误。人们总能归咎于他人头上。哎哟哟。不过我正好是少有的几个相信我的爸爸妈妈和我去搞一个15岁姑娘是无关的人。我正好相信不论我是不是母乳喂养的，我都会去搞那个姑娘。是时候面对自己犯的错了。

我自己把自己的生活给糟蹋了(piss away)。确确实实地。当然也不是字面上的意思。我可没有真的把自己的生活变成尿储存在膀胱里之类的。可是我确确实实地把生活给糟蹋了，就像很多人糟蹋钱那样。我本来拥有的生活，拥有的孩子、妻子、工作，一切正常的东西，都被我给弄丢了。这也不完全正确。我知道我把那样的生活丢到了哪儿，就好像你乱花钱的时候也知道把钱都花在了哪儿。我并没有把它弄丢，我把它给花掉了。我就像花钱一样把自己的孩子、工作、妻子花费在了未成年少女和夜店上面——这些都是需要代价的，而我高高兴兴地付出了那代价。于是突然之间，我的生活便被花光了。我身后会留下什么吗？在这个除夕夜，我感到自己仿佛在和自己微弱的良知以及快要不行了的消化系统道别——这些固然是生命的迹象，却与生活无关。尤其是我并不感到悲伤。我只是觉得很愚蠢，很愤怒。

我现在还坐在这儿，并不是因为我突然发现了生命的意义。我现在坐在这儿只是因为那个夜晚最终变成了一场闹剧。我甚至都没法成功地跳一次楼。

Jess

我那时正在楼下一个角落的派对。一个烂派对，尽是些老鬼坐在地上喝酒抽大麻，还听着诡异的雷鬼乐。凌晨12点刚到的时候，其中一个讽刺地鼓起了掌，其他几个人大笑起来。就这样——新年快乐。就算你来这个派对的时候是全伦敦最快乐的人，到了凌晨12点5分的时候你还是会想要从大楼顶层跳下来。而我并不是伦敦最快乐的人，很显然。

我去那里只是因为学校里有人告诉我Chas会来，可他没来。我无数次打给他，可他的电话总关机。我们刚分手那阵，他说我在跟踪他，不过“跟踪”这个词有点夸张，不是吗？我觉得打电话写信发邮件或者敲门算不上跟踪。我也只在他上班的时候去找过他两次。三次，如果你算上圣诞节那次，不过我觉得那并不算，因为他说过他会带我去的。如果你跟着一个人去商场啊度假啊什么的才算是跟踪，不是吗？可我从来不去什么商场。再说无论怎样，如果这个人欠你一个解释，那跟着他就不算是跟踪。欠一个解释和欠钱其实差不多，而且不是欠五元十元，而是至少五、六百块。如果有人欠你至少五、六百块还躲着你，那你一定会在晚上去他家找他，因为你知道那时他会在家。这么大数目的钱是值得较真的，人们甚至会找追债人帮忙，打断他的腿什么的。不过我没那么过分，我是有分寸的。

所以虽然我一眼就看出他并没来这个派对，我还是留了下来。不然我还能去哪儿？我有点自怜自哀。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在除夕夜竟然无处可去，除了一个你什么人都不认识的烂派对？我就是这样过的。每年我都这么过来了。我很容易和别人交上朋友，也很容易把他们惹恼。我只知道是这样，却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朋友和派对便远离了我。

我也把Jen惹恼了，肯定的。她也消失了，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

Maureen

我告诉他我要去参加一个新年派对。10月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了。我不知道人们通常会不会这么早发出邀请，或许不会。（我怎么会知道呢？我上次去新年派对已经是1984年的事儿了。街对面的June和Brian 在他们搬家之前请我去的。不过就算那时,我也只在他睡着之后过去待了一个小时左右。）可我实在是等不及了。从五、六月份我就开始想这事儿了，那时我就想告诉他了。很蠢，真的。他又听不明白，我很确定。人家一直叫我跟他说话，可是我知道他什么都听不明白。再说这是件多让人心痒的事儿啊！这正是我盼望已久的，不是吗？

我一告诉他，就想马上去忏悔。我撒谎了，可不是吗？我对自己的亲生儿子撒谎了。唉，不过是个愚蠢的小谎言，我提前几个月告诉他我要去参加一个派对，一个虚构的派对。我还编地像模像样，比如这个派对是谁组织的，为什么要邀请我，为什么我想去，还有其他什么人会去。（这个派对是Brigid组织的，教堂的那个Brigid，她邀请我是因为她姐姐要从Cork过来，而她姐姐曾经写信问候过我。我想去是因为她姐姐带她的岳母去过Lourdes，我想问问那里的情况，以便日后带Matty去。）可是忏悔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知道我还得不停重复这谎言、这罪恶，直到除夕那天。不仅是对Matty说谎，还有那些护理院的人们，还有——其实也就这些人了。或许还有教堂里的某个人，或者是买东西时遇见的某个人。仔细想想真是滑稽。日复一日地照顾一个生病的孩子使人几乎没有机会做错事，我已经不知多少年没做任何值得忏悔的事情了。而就这样，我将要犯下一个大罪，而我甚至不能向神父忏悔。因为我将重复自己的过错，到死为止，而那时我将犯下最大的罪过。（为什么这是最大的罪过呢？人们一直对你说死后你将去到一个美妙的地方，而唯一能使你早点步入那个地方的事情却正是会禁止你去到那里的事情。哦，我知道这确实是插队，可是如果一个人在邮局插队，人们只是皱下眉，最多说一句“不好意思，我先来的”。人们不会说“你会被地狱的烈火吞噬，永远不得超生”。这就有点过激了。）不过这并没有阻止我继续去教堂作礼拜，不过我继续的原因是怕别人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这一天越来越临近，我也时不时告诉他一些新的消息。每个拜天我都装做听到了些新东西，因为每个拜天我都会看到Brigid。“Brigid说到时候会有人跳舞”“Brigid担心会有人不喜欢葡萄酒和啤酒，所以她也会准备些烈酒”“Brigid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吃过了再来”。如果Matty能明白我在说什么的话，他一定会觉得这个Brigid有些疯癫，为一个小小的聚会操这么多心。每次我在教堂看见她的时候都会脸红。当然我也想知道她到底会怎样度过除夕夜，可我不会去问她。如果她真要举办一个派对的话，她可能会不好意思不邀请我。

现在回过头看这一切，我感到惭愧。倒不是为那些谎言而惭愧——我现在已经习惯撒谎了，而是为这一切是多么可悲。某个拜天我在对Matty讲Brigid会去哪儿买做三明治的火腿，而压在我心里的却是除夕夜。我当然想着它，而这正是一种不必说明其真相的描述方式。我想我自己渐渐开始相信是有这么一个派对，就像你渐渐开始相信书里的故事一样。时不时地我会想象自己将穿什么衣服出席，我会喝多少，什么时候离开，会不会搭计程车回家。如此等等。到最后就好像我真的去过了。不过即使是在我的头脑之中，我也难以想象自己和任何人说话。我总是很高兴离开那些派对。

第一部

Martin

我能解释清楚自己为什么想从大厦顶楼跳下来吗？当然能，我又不是白痴。这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这是一个遵循逻辑的结果，深思后的决定。这甚至算不上严肃的思考。倒也不是说它荒诞，只是并不那么复杂和沉痛。这样说吧，就好像你是个银行副经理之类的，在Guildford工作。你一直都想移民，而这时你得到了一个去悉尼做银行经理的机会。你的决定几乎可以说是显而易见了，不过即便如此，你也得稍加思考，不是吗？至少你得想明白你是否舍得离开这里，离开你的朋友和同事，能否把你的妻儿接去悉尼。你甚至可能坐下来写个清单，列出去或不去的理由。就好像这样：

不去的理由：年长的父母，朋友，高尔夫俱乐部。

去的理由：更高的工资，更好的生活（有游泳池和烧烤台的房子），海滩，阳光，没有左翼的议会封杀‘Baa-Baa Black Sheep', 没有什么经济组织封杀英国的香肠，如此等等。

根本就没得比，不是吗？谁稀罕什么高尔夫俱乐部！当然，想到父母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会迟疑一下，但也不过如此——迟疑，短暂的迟疑。十分钟之后你就会打电话去旅行社订机票了。

所以我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没什么好留下的理由，而离开的理由却太多。唯一的“留下的理由”便是我的孩子们，不过反正Cindy也不会让我再见到他们。我没有年长的父母，也不打高尔夫。自杀便是我的悉尼。悉尼的好人们，我并没有冒犯的意思。